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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407/37096.aspx
英语退出高考的消息传出，社会哗然。编撰过《新英汉词典》和《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摇摇头，难掩失望的情绪：“现在整个社会的观感不对，语言和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拭目以待，英文的权重下去了，中文是不是就能学好。这是整个教育文化程度的问题，我再三强调英语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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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李纯 上海报道
1980年，刚刚评上复旦外文系副教授的陆谷孙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写了一封满腹牢骚的信，信中陆谷孙反问校长：“美国教中文的人是不是也要考某种考试，为什么硬要我们教英文的考托福？”
事情起因于当年年初教育部下的一个通知：全国45岁以下的英语教师都要参加托福考试，并将考试成绩作为评定各个高校英语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
教育部的命令传到复旦，系领导对陆谷孙说：“你一定要考，可以帮学校把平均分拉上去。”一纸规定把高校里的教师弄得人心惶惶——“托福是个啥东西，多数人还不知道。”在参加托福考试的教师名单里，陆谷孙是唯一的副教授，此前已经参加过两本英语词典的编写工作。领导的话让爱面子的陆谷孙压力很大，他回忆说：考砸了多丢人啊！
托福考试的前几日，适逢陆家遭遇变故：陆谷孙的二姐去世了。顶着高烧、心情灰暗的陆谷孙考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托福，成绩为647分，和一个学生并列上海市第一。
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和30多年前一模一样，屋外雨点落个不停。谈话中，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家，向记者强调了三次：“这件事你要多写写，可以看出教育部的那帮人有多折腾。”
上个月初，英语退出高考的消息传出，社会哗然。陆谷孙摇摇头，难掩失望的情绪：“现在整个社会的观感不对，语言和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拭目以待，英文的权重下去了，中文是不是就能学好？这是整个教育文化程度的问题，我再三强调英语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戏。”
时代的症结
接受采访时，陆谷孙刚刚从医院出来在家静养，他盘腿坐在客厅的旧绿皮沙发上，说一段话就要用手挠脑袋瓜，一头白发被他捋得往右偏，好像在做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但是精力有限，说一段话就要停滞几秒，用力呼吸，接着讲下一段。
几个月前，也是接受记者的采访，聊完天以后拍照，“啪啪啪，把我搞得很累。”隔了几天，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他，发现陆谷孙说话口齿不清，于是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梗。
在医院的时候，陆谷孙的学生去看望他，要给他放点音乐。没料到陆谷孙点的都是俄国歌曲。“我突然感觉到，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俄国音乐？哦对了，中学时代。”
陆谷孙直到17岁考上复旦大学英文系才开始学英语，“我们这代人的教育还是有缺陷的，跟民国时期西南联大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陆谷孙说的“缺陷”是一个时代的症结：在他青少年年时期，俄语而非英语是中学生们的必修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和苏联首先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苏联在中国建国恢复时期提供的援助资金高达中央ZF投资的14%以上。学俄语成了中学生的必修课，很多原先教英文的老师只能从字母训练起，边自学边教学生俄语。
“以俄为师”的风潮使得学俄语成为了一项光荣和进步的事业，如果谁大学考上了俄语系一定非常得意。上海外国语大学直到1956年还叫做“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提出要建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而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甚至给每个班配了一个苏联教员教授口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苏联专家的全线撤退。
陆谷孙和其他中学生一样学习俄语，甚至热情更高。他背普希金的诗歌，读屠格涅夫和契科夫，每个礼拜天到中苏友好协会跟着俄国外教学唱俄语歌。不同的地方在于，下课以后，陆谷孙常常会走很远的路到沪江电影院旁的小书摊，每个月花两块钱，借各种文学书籍。尤其爱看翻译的英文书、法文书，比如《红与黑》、《三剑客》、《茶花女》等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书用肮脏褶着皱的牛皮纸包起来，“褶皱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细菌。”
这种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与陆谷孙自小从父亲陆达成那里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父亲给我‘汰脑子’。”
陆谷孙还记得在余姚老家的五年，父亲陆达成对他们兄弟姐妹的管教严格：一方面要求儿子背诵晦涩的古诗，据陆谷孙后来的猜测，父亲是借儿子背诵的古诗寄托对亡妻的悼念；另一方面每晚讲授法国文学——陆达成毕业于上海中法学堂，曾经“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叙事文。
父辈教育带来的影响伴随了陆谷孙的一生，当陆谷孙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希望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习法语，不料第一志愿落榜，转至复旦英文系。
而当时，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复旦英文系一时间群贤毕至。现在看来一所高校能够同时云集如此之多的外文大师简直不可思议：西方哲学史专家全增嘏、精通莎士比亚的林同济、研究英语惯用法的先驱葛传椝，包括陆谷孙后来的导师徐燕谋，钱钟书曾承认“旧体诗作不过徐燕谋”。这些人后来成为陆谷孙口中亦师亦友的“英语票友”。
“英语痴人”
陆谷孙第一次因为英语感到紧张，是在1963年。复旦外文系主任杨岂深让他教当时大五的英文系学生英美报刊选读课程。而当时他刚刚本科毕业，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前天晚上我把所有上课时候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然后对着镜子一遍一遍操练。”陆谷孙说。在回忆之时，他突然反问：“你看我现在上课还用得着这么做吗？我已经从必然王国跳到自由王国了。”
为了跳跃到自由王国，陆谷孙成了“英语痴人”。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以后，复旦每周组织两次政治学习。每到周五周六，学生们背个包蜂拥到登辉堂听党委书记杨西光讲政治报告。陆谷孙拿出小本子，把杨西光的政治报告的要点用英文全记了下来。
一段英文材料，陆谷孙会反反复复地听，精确到每一个单词。他记得那时候听过一段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文章，这个记者以首先发表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出名。陆谷孙像得了强迫症似的要把文章里的每一个词听明白，“一个单词没听懂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文革”以后，外文系的很多老师因为翻译过外国文学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陆谷孙被打成逍遥派，红卫兵曾指着他的鼻子对学生说：“这些人，你们以后不能叫先生。”
“‘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没学英语，成天都是革命。我又不会革命，被打成逍遥派，逍遥派干什么呢？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就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基督山恩仇记》我可以全本讲下来。”陆谷孙说，“因为四人帮的关系，我反倒读了不少英文书。”
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是四人帮重要的笔杆队伍。写作组需要及时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向，陆谷孙英文好，成了写作组的外文编译员。他因此获得了阅读大量外文资料的机会，“中央情报局长换人、美国高官调动、洛克菲勒如何发迹、报业巨头赫斯特的女儿遭绑架，这些都要翻成中文给写作组看，”陆谷孙突然笑起来，“结果赫斯特的女儿和绑匪一起搞革命去了”。
除了翻译外文情报资料，1970年，没有资格教书的陆谷孙被分配干了一个从此与他相伴一生的工作——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他去编《新英汉词典》。
“文革”前，最普及的英语工具书是由郑易里在民国时期编写的《英华大词典》。而到1966年以后，这本被认为有太多“封资修”毒素的词典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陆谷孙要重新编写一本政治正确的词典。
曲线救书
30岁的陆谷孙开始了编词典的“匠人”生活，他是编写组里的新生代，上有林同济和葛传槼等老一辈学者，再往上是领导这些老学者的工宣队。《新英汉词典》的编写过程是保有学术底线的编写组和姿态强硬的工宣队一场持久博弈，陆谷孙回想起来那就像一出“荒诞剧”，编写词典和闹革命一样有着红色年代的定制流程。
第一步，以大批判开路。远至牛津、韦氏，近到“文革”之前的以《英华大词典》为首的国人所编写的词典，编写组需要揪出里面的毒素，将这些反面教材作为靶子批判一番。比如《英华大词典》在第一页“a,an”词条下以“我们需要一个林肯式人物（we need a Lincoln）”作为例句，立刻召开工宣队的诘问：“这儿到处莺歌燕舞，需要林肯，想干什么？”
第二步，“以我为主”。这是工宣队给编写组立的一个口号，即把最先进的“文革新生事物”收录进词典对外宣传。工宣队发动编写组夜以继日地研讨例句应当容纳多少条毛泽东语录，如何宣传“样板戏”、“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新中国的文明成果。甚至有人提出，应当将以字母顺序列表的传统编写架构推翻，代之以“红”与“黑”、“积极”与“消极”的词汇表，比如革命属于积极词汇表，反革命属于消极词汇表。
在工宣队的政治高压下，陆谷孙将自己所做的工作称作“曲线救书”。他明白英语词典是工具书，而非政治课本。为了维持词典的实用性，陆谷孙借着自己给“四人帮”和其他机构的编译工作，和编写组其他人员偷偷交流着英文书刊，甚至设法弄来一本美国最新出版的英文词典，“走私”似地把鲜活实用的英文混杂在“红色语录”中间。
这帮英语票友救书心切，“一张张的校样因为添加内容太多，只得分用红、蓝、黑、绿各种颜色的水笔，以示区隔”，工宣队看到校样斥责说：“你们打翻了墨水瓶吗？”
《新英汉词典》前后编写了5年时间，陆谷孙说： “我把《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看作我的学徒期。”
和陆谷孙一起编这部词典的还有他的老师葛传槼。这位从没留过洋靠着自学的英语天才，曾经给英国King’s English 词典主编H.W.Fowler写了一封信，挑出了他词典里的几十个错误。Fowler在回信中不仅承认词典存在错误，更惊异于葛传槼地道的英文：“虽然信件很长，却没有一处显露出此信件出自一位非英国人之手。”
陆谷孙在编词典时常常和葛传槼发生善意的争执。陆形容他的老师是一个“绝对的形式主义者”，“比如两个小孩打子弹球赌输赢，英文叫We are playing for keeps,葛传槼非要翻译成“规定的赢者可占有所赢得的东西地”。他认为状语就一定要加‘地’才规范。我说葛先生难道navy你不翻译成海军而翻成一个国家所有的舰支以及舰支上服役的士兵们吗？”
“没有用，葛传槼不听。最后我就自己改了。”陆谷孙说。
这部编写于“文革”时期的《新英汉词典》自1975年第1版问世后，创造了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销售奇迹——一本字典卖出了超过1000万册。“《新英汉词典》的畅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之后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渴求。”陆谷孙的学生朱绩崧说。
现居香港的翻译家黄灿然还记得，1990年他去《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带着的唯一一本参考用书便是这本已经被他翻阅得残破不堪的《新英汉词典》。
难产的国家任务
1976年，也即《新英汉词典》编辑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要编写一部大型的英汉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这是一项国家任务。任务随即指派到上海，刚刚编完《新英汉词典》的陆谷孙又被调派到新的编写小组中去了。
“‘四人帮’覆灭，‘凡是派’下台，我在重返讲台的同时却总是摆脱不了造化的摆弄，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欲罢不能，教书之外，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陆谷孙后来在文章中感叹。
《英汉大词典》草创的时候还处在“文革”末期，很多教员趋之若鹜，因为编词典就可以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一时间编写组的成员多达108人。而到了改革开放，很多人因为出国或者更好的工作机会相继放弃，最少的时候编写组只剩下17人，“就像个滤网，人越来越少。”
不久前，一位在联合国做翻译的女士去看望陆谷孙。她是当年少数由陆谷孙招募进编写组的。作为进组的条件，陆谷孙让她每天背一首唐诗，“小女孩倒是都做到了。” “四人帮打倒了，科学大会开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出国考研究生，人都往高枝飞嘛。像这个小女孩去了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后来出国到联合国做翻译。”陆谷孙说。
编写组慢慢萎缩，最后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编词典从福利变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个时候经费极其菲薄，也没有像现在高校里的项目。编写组一分钱都没有，我们都是靠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发工资。”
在人力和物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英汉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像是一场过于漫长的马拉松，太多的运动员中途退场，上面的领导都觉得这场马拉松跑不完了。
在这场长跑中，陆谷孙鞠躬尽瘁，除了上课，他的全部时间都倾注在编词典上。为了赶进度，陆谷孙不但管内容、编辑还要和出版社甚至印刷厂打交道。那时印刷厂只有少数的一两家，为了保证词典排印的质量，得和印刷厂搞好关系。陆谷孙不得不打电话一再拜托印刷厂：你能不能这个礼拜印完而不是拖到下个礼拜。
没有经费，编写组甚至买不起专门印制的卡片。他们找来印刷厂多出来的印封面的纸，裁剪成四方形状，然后在背后的空白面记录词语和例句。
这些编纂的困难被记录在了陆谷孙18册的工作日记里，现在大多由他的学生朱绩崧保存，“词典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词典是在编纂过程中死亡的，编着编着大家会觉得不用编了别人已经做了，或者有人要出国了不编了，我们国家有好多词典项目都是这样。”
1986年，陆谷孙在上海衡山宾馆的一次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主编。而《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持续了近10年，上面的领导早就不把这部词典当回事儿了。陆谷孙心里憋着一股劲，当场立投名状：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
“当主编这件事情，开始争论很大的，一直没定，因为我太年轻。可是我就很当然地要做主编，当时他们领导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也不管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还有以前一起编词典的同仁相继去世，我觉得我有一种担当。”陆谷孙怄气似地：“我反感，我来火了，你这么不重视我，我倒要做一点让你重视的事情来。有点这个挑战，他们实在太不重视我们了。”
这次任命不久后，陆谷孙带着一叠A字部的草稿，前去北京向老一辈学者汇报编纂情况，争取将《英汉大词典》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样编写小组能拿到4万元的奖金。“那场汇报就像是研究生陆谷孙去答辩毕业论文。”负责《英汉大词典》出版工作的张颖说。
这一点也不夸张，听取汇报的都是屈指可数的大师级人物——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被称为英文系的“四尊大佛”，在场的还有季羡林。那次成功的“答辩”让陆谷孙在学界崭露头角，王佐良听完陆谷孙的回答说：“I’m convinced.”
1991年，难产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在陆谷孙主持下出版，成为第一部由国人自行规划设计、自订编辑方针的综合性英汉词典，在查得率和收词量上的成绩前无古人，“缺点嘛也有很多，这个我自己心里清楚，不过总算是弄出来了。”
Role model
词典出版前，陆谷孙托《文汇报》总编陆灏带着词典的书稿前往北京拜访钱钟书，并请钱钟书题写书名。
“刚开始，我做徐燕谋的研究生。做了一会以后，徐燕谋说不行，你的路子比较野，我教不了你。他说我给你介绍到钱钟书那里去。徐燕谋是钱钟书父亲很喜欢的学生，他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钱先生没有接纳我。”陆谷孙解释当年为何没有亲自面请钱钟书题词，“我这个人也有一点pride，从此以后我即便去了北京，也从没拜访过钱钟书，包括杨绛。”
几个月前，杨绛写信给陆谷孙，希望陆谷孙给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写推荐，这样可以为书稿争取出版基金。陆谷孙回信：“杨先生，这不该我来写的，折煞我也。我只好勉为其难。”
陆谷孙的语调间夹杂着拜师未果的失落和对钱博闻强识的景仰，“其实我是没法子推荐的，他太高了，他的学问太多了。”
在复旦南区的陈旧老楼里，陆谷孙独自生活，编写词典依然是他每日的主轴。
采访接近尾声，陆谷孙突然起身：“我正在编汉英大词典，我去拿草稿给你看。”
陆谷孙将用黑色签字笔改动得密密麻麻和草稿放在桌上，他说：“这件事情做完了，差不多也成了林语堂和梁实秋。”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以一己之力分别主编了《当代汉英词典》和《远东英汉大辞典》，在语言学界有开山之功。
“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Role model（榜样、模范）。”陆谷孙回答。
（实习记者曲玮玮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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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3 08:3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