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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时代，手写一个古典世界
《辞源》出版一百年 第二次修订大功告成
2015年12月25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辞源》第三版修订手册
两次参与《辞源》修订的赵克勤先生
《辞源》修订草稿
《辞源》第三版的主编王宁（左）与何九盈在人民大会堂
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陆尔奎
这是一本既古老又年轻的辞典，从诞生至今，整整一百年，其间经历续编，经历战争的硝烟，经历“文革”的挫折和一次漫长的修订。
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在2007年启动，于2015年完工。昨天上午，《辞源》出版百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一切面向未来，面向科技的年代，寻根溯源像是一个哲学问题：修订组在快与慢，进和退，选择科技与尊重传统之间作出抉择，八年时光，他们用古老的方式慢慢退回到源头。借《辞源》出版100年的机会，我们来讲一个传统与时尚博弈的故事。
还是“老办法”管用
电影《编舟记》里，《大渡海》编纂组从零起步编一本词典，松本朋佑拿着一只刚买的手机对同事说，总有一天，电脑会和手机一样普及，我们要编一部给当代人用的词典，要把这些新事物都编进去。大家想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开始做卡片——要把一个词的读音、释义的概括、义项的划分、书证的提取与补充说明都写在上面，这是编纂辞书最基础的资料积累工作。
电影里，是1995年。电影中所讲的辞书修订方法，是古老而传统的法则。
《辞源》第三版修订的启动时间，是智能设备已经走进普通人口袋的2007年，而修订这本通向传统的辞典，由主编团队选定的127位古汉语专家依然沿用最古朴的工作方式：复印第二版《辞源》，把词条剪下来，贴在A4纸上，是为制作卡片，然后矫正上面的错误。《辞源》第二版的词条贴上去，在白纸上显得很小，剩下的空间全部留给修订组：校正形源、音源、义源、典源、证源，增添百科……尽力确保《辞源》所释的条目，成为所收录字词真正的源头。
“不是我们不会用电脑。”年过八旬的赵克勤先生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有30多年的辞典编辑经验，也是修订组里少有的参加过1979 年《辞源》第二版修订的编辑之一。他建议甚至是要求修订组的人用手写的形式修辞典，“电脑很快，看起来很解决问题，但那么多词在一张纸上，会分散注意力。只有通过手写稿，才能把全身心投入这个词条。当你亲手抄下例句的时候，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即便未来能有一套完美的电脑程序，赵克勤还是希望编修者亲自动手，在他看来，一条一条贴在纸上编修词典，是在发挥人脑的长处。
商务印书馆《辞源》审校组的80后董媛媛参与了制作卡片的过程：他们把第二版《辞源》的词条逐一剪贴下来，粘在商务印书馆的稿纸上，编上号码，再影印下来。“剪贴花了几个月，复印卡片阶段更磨人，因为纸张很薄，又有胶，所以只能人工复印。整整两周，复印机从早九点到晚五点，不眠不休，报废了好几台机器，卷纸、卡纸，我们经历了复印机所有问题。” 董媛媛说，“我来到《辞源》组工作，视野里都是前辈手写的卡片，我觉得这是修订辞书的规矩。”他们把剪贴稿送到修订组编辑手中，修订工作正式开始。
“在纸上更能按图索骥，了然大家的工作过程。”79岁的王宁说。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辞源》修订组的主编之一。她极有条理地介绍了手工编修的过程：最基层的编校者用黑颜色的笔，把整理的词条和检查过的书证写下来，交给分卷主编；分卷主编用绿色的笔写上意见，如果需要修改就从头来，不需要修改就交给主编审阅，主编用笔批红。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签字，有时批改意见会出现分歧，就像一场被按下静音键却面红耳赤的学术讨论。“都改得差不多了，还要通过责编处理，他的第一项工作是把讨论的过程都划掉，保留最后的结果，然后才能给输入室。”一套繁复的修订过程讲下来，王宁说，真的用不了电子版，“卯集的那组试着用PDF修改过，除了传输上简单一些之外，并没有提高效率。因为一张卡片你要拿来照着古书核对，可能整段只有一个字写错，修订者改了这个字，主编认为改得不对要再改回来，电脑上实现起来很困难。”
赵克勤也说，修辞典和写文章很不一样。“特别是《辞源》要对着古籍，检索语料库，从中找到最准确的一条作为书证。修改词条，原来的格式和体例却不能推翻。”说到书证，又是一场电子版与实体书的较量。“这恐怕是第二版修订和第三版修订最大的不同吧。”赵克勤想了想说，“这次我们用到了商务印书馆的语料库以及我们买来的电子资料，在电脑上做检索，比以前在旧书里查阅简单多了。”但他还是要经常跑到北海附近的国图古籍馆翻翻善本。“复查书证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每个人用最好的版本，电脑上的版本不一定都对，如果遇到问题，还是要去古籍馆找善本，才能确定。”
第二次修订的历程
2007年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组。最开始的三年并不顺利。起初有人提议，以类书的形式把《辞源》拆开，分头修完再合起来。“但《辞源》不是类书，里面的词条是互相依靠的，另外，这也不是一种穷尽式的拆分。”王宁说。但毕竟前期的资料工作做得细致入微，为后续修订打下了基础。2011年开始，商务聘请馆外专业人士承担全部修订任务，编辑部协调其间，统一行动。从修订到出版，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试修、定体例
先要组成一支水准专业的队伍。三位主编何九盈、王宁、董琨先从高校的古汉语、古文献专业找了12位分卷主编进行试修，试修稿由何九盈、王宁过审，通过的人员正式成为分卷主编，之后招募分卷修订专家。与此同时，董琨率领另一队专家开始进行百科的修订，主要增添了动植物、器物、典籍、医药、宗教等类别的百科条目。他表示，希望《辞源》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试修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确定体例，这是一本辞典的灵魂。比如一个字的注音，中古音、上古音、现代汉语拼音如何排序、标注；比如字头部分的书写规范，异体字是否要留用；比如“同”、“通”、“也作”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等等，都需要体例规范，这才能保证辞书的系统性。编修组写出了一整本体例手册，随着编修工作展开，他们不断发现新问题，就要翻过头把已经修订过的部分再检查一遍。
第二阶段：复查书证
检查释义是否准确必须要靠复查书证才能解决。书证出来，要在旁边写明是什么书，这个句子在多少页，如果有问题要写明是什么问题。“书证要求使用最好的古籍版本，譬如《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最好用中华书局的版本；集部书证主要用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还有一些要看书的主编是谁。如果乱抄，会出大乱子。”赵克勤说。
第三阶段：复审、电脑输入
2013年，《辞源》进入复审、复查、合龙阶段。和平里的一栋小楼，是《辞源》编辑组的一小块根据地，三位主编和复审编委在每周在那里开一次例会，讨论近期出现的问题。
当年10月，电脑输入工作即将开始，王宁带领小组和方正字库对接，要建立一个以《辞源》为封闭系统的电子字库，这又是一场电脑与手写的角力。“要考虑到以后做《辞源》的电子版必须有通用的八位国际编码，某些生僻字要和国际编码对上。有的输入员水平不高，字库里有编码的字他不认识，就重新造一个，赋予一个新的编码，最后有的字有好几个编码。我们的团队为此花了很多功夫。2014年初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
以为录入完毕就收工大吉了？其实还远得很。从录入开始，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循环往复， 2014年开始，编订组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复审，他们心里有一份坚定：“这么大的辞书不可能没有错，可是如果查的人刚好要找的这一条出错，对人家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错。”王宁说，“越是常用词、通用义，你越不敢打马虎眼，因为查阅的人会比较多。”王宁说他们尽最大努力，希望《辞源》的遗憾能更少一些。
第四阶段：编辑、出版
样稿一边打印，编辑部一边再度校正，编辑被横向分成几组，分别过审全书的体例、字形、字音、书证、插图和参见落空等部分，所谓“参见落空”，就是一个词条中索引的“参见某条”是不是真的存在。一遍、两遍、三遍……“一共打印了6次校样，字音部的两个同事几乎把一千万字的书看了两遍。”董媛媛说。
全部书稿编校完成后被送往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付印，漫长的8年修订工作终于到达了终点。
没有半点浪漫可言
“修订这种学术性特别强的辞典，没有什么故事可说。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搞不得半点浪漫或者个性。”王宁说。不论是她，还是赵克勤，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能拿出来讲一讲的只有自己五年如一日地编稿、审稿。2013年，王宁在台湾的大学做交流讲学，7个月的时间，她不敢耽搁一天。《辞源》修订组把需要她看的书稿打包，通过联邦快递发到台湾，她审校之后批上意见，再寄回来。如此往返数次。“大家都是废寝忘餐，花了最大力气，常常是双休日甚至春节都不会有一天休息。”赵克勤说。
审校的书稿在录入之前，一捆一捆堆放在和平里的《辞源》编辑部。这时王宁意识到——应该让这些审校稿活得更久一点：“一把火、一点水就全完蛋了。我建议商务的总经理于殿利把所有的原稿做扫描。这么多纸堆在这儿，要找一个字太难了。”
《辞源》上一次修订横跨了“文革”，第二版总负责人吴泽炎先生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但时代变了，想必吴泽炎先生未曾料到，在用户贡献内容的今天，百度百科看似集中了所有的知识。那么在“有问题问百度”的时代，做一本古汉语词典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我以前读的是古文献专业，《辞源》是做研究的人必需的工具书，是一座高山，需要仰止。”董媛媛说。2010年她入职商务印书馆就赶上《辞源》修订，当时她带着兴奋和同一师门的朋友说：“我要修《辞源》了”。此后的5年，她曾把几百条语料浓缩成几条书证，曾陪着复印机一起崩溃过，也曾担心修订稿丢失而复印好几份稿子……年轻的她切实懂得了出版家陈原先生所说的“编辞典是苦差事，苦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也明白了以前辞典编辑前辈的心血。以前翻字典，看到错误会抱怨这些错误低级，从未想过编辑、修订会有多辛苦。但我觉得值得。”如今《辞源》像是一座更高的山，她说自己会继续仰止，带着自己的感情。
在王宁看来，辞书的精髓不在于词条有一条收一条，而在辞典的内部建构：“《辞源》以传世古典文献所用字为阐释对象，上不引甲骨金文、下不用现代的新造字和简化字。比如‘金’部，只有五金，就是金银铜锡铁，再加上铅，《辞源》不会把元素周期表都放进去。辞书的主要功能不是查检，而是贮存文化的系统，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关系，辞典内部的架构是不是科学，这是最重要的事。要懂得一个词的本意，要恢复它原来客观的关系。”王宁举例说，“比如‘北辰’，就是北极星。但对于《辞源》而言，要采用《论语》的书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明‘北辰’不是纯粹的天文问题，常常是来形容‘为政以德’的。该用什么来印证和解释一个词，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辞源》的目的很单纯，我们想要保护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从西学东渐到现在，中西之间很多问题纠缠得很厉害，如果不去查，你不会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的。”王宁说得语重心长，在她心里，《辞源》不止是中国文化的百年品牌，更是中国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赵克勤觉得，编辞典看起来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但乐趣很多。“发现了前一版本的问题，把它解决掉，这不是乐趣吗？以前费尽心力编的《新华成语词典》成了商务的畅销书，大家都用这本书，这不是乐趣吗？在编写、审稿、定稿的过程中，不断翻书查证，都是学习的过程。何况，《辞源》是一座里程碑啊！”他笑呵呵地说。
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摄影/本报记者 郁骁
百年侧影
幸运数字
是巧合还是天意？《辞源》100年的编纂和修订历程，和数字 “8”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1908 年开始编纂到1915 年《辞源》正编出版，“历八年而始竣事”。
从1915 年着手到1931 年《辞源》续编问世，恰好两个八年。
从1931 年到1939 年，《辞源》正续编合为一部，又是八年。
从1958 年《辞源》修订启动到1966 年被迫中止，修订稿第一册完成，还是八年。
从1975 年《辞源》修订工作恢复到1983 年《辞源》修订本全四册完工，依旧八年。
从2007年《辞源》第二次修订启动到2015年第三版面世，八年规律不变。
定位变迁
《辞源》原本广收新词新语，包括西洋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外语的音译词；从日语流传过来的词汇；科技词汇、术语；其他在社会上流行的新词等等，“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规划，《辞源》修订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名物百科性知识条目的大型古汉语词典。
营销妙计
1915年《辞源》面世后，同时用甲、乙、丙、丁、戊五种版本印制，开本大、中、小不同，传统线装、西式洋装共存，所用纸张质地有别，价格也由20 元、14 元、7 元到5 元不等，又根据不同的交通情况，制订出不同的邮费标准。以不同版本面向需求不同（或收藏，或实用，或便携），经济实力不同（或宽裕，或一般，或窘迫）的读者，极为周到。从1915 年到1949 年，《辞源》包括续编在内，一共销售了400 多万册。
几代功臣
张元济（1867-1959）：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为《辞源》投资13 万元，几乎占当时商务四分之一的资本，他延揽众多人才，为《辞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尔奎（1862—1935）：《辞源》编纂的首倡者和主持者，他在编纂方法、体例、书证等诸多方面劳心劳力，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失明。
杜亚泉（1873—1933）：《辞源》的编纂者之一，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主编。《辞源》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条目，多出自他手或经过他的审订。
高梦旦（1870—1936）：《辞源》的编纂者之一。推行“部首改革”和编制“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幕后英雄。
方毅（1876—1954？）：《辞源》续编的主持者之一，学识非常渊博。
吴泽炎（1913—1995）：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辞源》第二版主编之一，他为修订《辞源》做了30 多万张卡片。
刘叶秋（1917-1988）：《辞源》第二版主编之一，对古籍了然于胸，语典出处信手拈来。
黄秋耘（1918—2001）：《辞源》第二版主编之一，经他所改动的稿件，多为关键词语。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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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7 15: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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