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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春宇
《高氏医学辞汇》在英汉医学辞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赵氏英汉医学辞典》的影响力也很深远。先有高似兰，后有赵师震，已故的上医教授陈维益作为同行者，延续了跨越百年的历史使命，编撰完成《英汉医学大词典》。
合信与《医学英华字释》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相比其他门类的西方科学，西医的著述和译介之作少之又少，仅有邓玉函 (Johann Schreck)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以及他和罗雅谷(Giacomo Rho)、龙华民(NicolòLongobardo)合作的《人身图说》。
19世纪初叶，随着牛痘接种法的传入，西医在中国重新打起了精神。1836年，英国人郭雷枢(T.R.Colledge)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聘任医生来华任传教士商榷书》，随后又与美国美部会派遣的首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 (E.C.Bridgman) 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传教组织“在华医 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1886年，西方传教士们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医学专业色彩浓厚的“中华医学传教士联合 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一般称为“博医会”。这是在华的基督教指导全国性医学传教运动兼协调医疗学术活动的核心机构，出版了清末民初时期最重要的西医学术刊物《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组织医学编译委员会编写和翻译医学书籍。
1847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地凡(T.T.Devan)在香港出版了《初学者的第一本书》(The Beginner’s First Book，or飞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或可译作《中国语启蒙》。书的第14部分是“医学”(medicine)，分 为 解 剖 学(anatomy)、疾病(disease)、药物(remedies)，以及医患之间的对话(phrases)。“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核心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一本广东方言的启蒙书，以便于他们与别人进行日常交流，而非帮助其读书。”依照地凡的说法，编这本书是为了满足简单的对话，但他却无心插柳地首次以汉英对译的形式归纳了上百个医学词汇，尽管这些词汇并不具有术语的基本特点。
在地凡回国后，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对《初学者的第一本书》进行了修订和再版，后来他也独立出版了《英华行箧便览》(The Tourist’s Guide and MerchantManual)，其中涉及了一些医学词汇。以外科学(surgery)为例，收录了手术器械 名词，比如:切断器(amputating instrument)、细长小刀(bistoury)等。与具有医学背景的地凡不同，罗存德并不看重人们在行医问诊时的实际需求，因此把脏器官、解剖学等现成的医学词汇全部舍弃不用。应该说，他的历史成就不在于创制医学术语，而是编写了一本别有新意的 《英华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代表了19世纪双语词典编纂的较高水准。
在西医术语创制道路上走在最前面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1858年，他根据此前翻译的西医书籍———《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编纂并在上海出版了 《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飞ocabulary in English andChinese)。全书收录了1829个医学词汇，有研究表明，这是国内已知编译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以中文进行西医术语创制的首次尝试。在确定中文译名时，合信一方面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已经存在的合理的表述，另一方面以中国人易于理解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创造或音译，符合本土的语言习惯 (孙琢:《近代医学术语的创立———以合信及其 <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协助他进行翻译的中国人管嗣复“善古文辞，故其所译之名均甚雅驯”。
由合信确定下来的医学名词在当时被许多传教士采纳，诸如“血管”(blood vessel)、“炎症”(inflammation) 等一些医学术语甚至沿用到现在。但合信的翻译并非尽善尽美，后来的一批医学传教士在参考合信的书籍时，也纠正了不准确的命名，改以更合适的新名词补充或改良之———嘉约翰 (J.G.Kerr)的《西医略释》附有《华英字释》，柯为良(D.W.Osgood)的《全体阐微》附有中英文对照的解剖学词汇表，博恒理(H.D.Porter)的《省身指掌》则附有中英文对照的生理学词汇表。上述词汇表有很多互相借鉴的地方，也不乏差异与矛盾之处，即不同的译作对同一名词采用不同的译名。就连合信、嘉约翰的著作，有些名词也无法做到完全一致，不仅阅读不便，还容易产生歧义。
高似兰与《高氏医学辞汇》
“广州的合信医生所翻译的一系列小型教科书和英汉术语列表是以中文创制科学的医学术语的首次严谨尝试。”高似兰(P.B.Cousland)积极评价了合信对于西医术语汉译问题的关注，至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后来的研究者称其为最早呼吁医学名词译名统一的传教士，毕其一生推动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的标准化 (张大庆:《高似兰———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标准化的推动者》)。
高似兰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父亲染病早逝，他立志学医，并以优异成绩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1883年，高似兰奉苏格兰长老会之命来到中国，在广东潮州的教会医院布道行医。因他医术精湛，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1888年的医疗报告记载，治病5372人次、手术863例、拔牙117人次。同年，高似兰开始招收中国学生讲授西医知识，鉴于当时西医书籍数量极其有限，他决定编译医学书籍，后成为博医会编译部创始人之一。
1890年，在高似兰与嘉约翰等人的倡导下，博医会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中文标准医学词汇的名词委员会。医学名词统一的事业刚起步就碰到了一系列问题:被任命为主任的嘉约翰与另一位委员相继病逝，其他委员要么身体状况不佳，要么对工作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势下，名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基本上是由高似兰独自承担，先后出版了《疾病名词》《眼科名词》《解剖学词汇》《生理学名词》等。
统一医学名词翻译的工作是从博医会提出“医学名词表”后正式开始的。高似兰的主张是:(1) 采用已有的本土名词;(2)根据英文名词的含义翻译;(3)音译;(4)按照合成法造新名词;(5)造新字;(6)采用一个已不用的旧词汇。1901年，他组织名词委员会以英文医学词典与《康熙字典》为依据，从中寻找适合的对应词汇，用了6周时间，确定了一批名词的草案。此后数年，又讨论通过了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医学名词。
1906年，依据标准名词而编译的医学教材相继问世———高似兰译的 《哈氏生理学》(Halliburton’s Physiology)，惠特尼(H.T.Whitney)译的《格氏解剖学》(Gray’sAnatomy)，纪立生(Tom Gillison)译的《化学详要》 (Luff’sChemistry)。在此基础上，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适应医学教学的医学辞典逐渐成为了共识。1908年，高似兰编纂的《高氏医学辞汇》(Cousland’s English -Chinese Medical
LeXicon) 作为博医会名词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名词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医学名词翻译初步有了统一的标准。
《高氏医学辞汇》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标准中英医学辞典，从1908到1949年，一共出了10版，被视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医学工具书。如何看待《高氏医学辞汇》在英汉医学辞典史上的地位?一来，它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医学辞典;二来，它能与世界医学的进展保持同步，编者一直很重视搜集新出现的医学名词;三来，它是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工具书，博医会后来与中华医学会组成了医学名词审查和出版委员会，修订再版《高氏医学辞汇》，使其成为当时医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医学辞典。
1953年，由博医会编译、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专任委员鲁德馨编订的第11版出版发行，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不断翻印。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中医学辞汇》实为高氏本第12版，鲁德馨在序言中对于书名的改动有过这样的解释:“社中出版辞书较多，外文医学辞汇不只一种，因此改为《英中医学辞汇》。”由台湾新陆书局出版的“台版”则保留了原来的名字，在1979年的第37版中，编辑部称:“本书出版以来，因其内容完善，以故不胫而走，洛阳纸贵。自第一版至第三十六版，其间又经各地学者，不断增补，益臻完备……其所以仍名高氏医学辞汇，第三十七版者，盖示不忘前贤之功也。”
鲁德馨与《名词汇编》
作为翻译名词确定和统一的重要力量,医学传教士较早地开始了医学翻译名词的确定和统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词汇通过各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校、医学传教士翻译的西医书籍等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得到了使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当时的教会医院，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些介绍:1835年，伯驾创办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基督教美部会广州眼科医局”，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844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开办了上海最早的一所教会医院“中国医院”，现为上海仁济医院;1886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派遣医生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现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医校出现的时间稍晚。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内设立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博济医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大夫，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在医学传教运动最发达的上海，教会医校也不少，如:美国圣公会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医学院(1911)与中华 德医学会同德医学院(1918)，三院在1952年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晚清时期,除了中华博医会、益智书会(编译教科书的著名文化机构)，从事翻译和名词统一工作的还有官方背景的江南制造总局、京师编译馆等。20世纪初，一批留学生从日本回国后也积极参与科学著作的翻译。(李传斌:《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医翻译名词的确定和统一》)“学英文者输入英国名词，学日文者输入日本名词，纷乱不齐。而教会十五年前所编之医学词典所系创作，然在今日已成旧式、不能适用之书。”
为了避免混乱的局面，统一科学名词成为当务之急。1915年，留学欧美的海归医生与国内教会医学院的本土医生共 同创立了 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I Association)，
邀请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共同讨论医学名词的统一，并在不造新词上达成共识。1916年，在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下，中华医学会、中华药学会与博医会在上海开会，汇同各学术团体和重要大学组成“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南京国民ZF成立后，在大学院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专门负责科学名词的统一。随着国立编译馆的成立，科学名词的统一从民间转向ZF。
民国期间，中华医学会迅速崛起，由他们和博医会主导审定的《医学名词汇编-拉英德汉对照》(下文简称“《名词汇编》”) (Latin-EngIish-German-Chinese MedicaI TerminoIogy)于1931年出版。次年，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仍称为中华医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中外两会合并且继续发挥作用的学会。
在中华医学辞书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英汉医学词典的黄金期，中国人取代传教士，主导辞典的编纂。比如《名词汇编》 就是由鲁德馨编的———15000个医学名词条目，字序依拉丁语-英语-德语-汉语次序排列;拉丁文缺如者，以通用英文名称之，德文名列其次;中文部分则分日译、参考名、决定名之数栏。各项医学名词，除解剖学系根据瑞士巴塞尔国际解剖学会议所定拉丁原名外，其余皆由科学名词审查会专家审定，可视为民国期间的“官方版本”。
时任国民ZF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 《名词汇编》作序:“科学愈精深，名词愈繁复。吾国研治科学之后，势须畅外释籍以为基础;惜译界不相联络，所译名词，人个不同。整齐而画一之，其功至钜……鲁德馨先生乃取科学名词审查会所已审查之医学一部，聚其篇帙，整其散乱，又加入不少校阅工夫，编成医学名词汇编……从此译书著书，皆有正确之名词可以称引，岂非快事!深望其他名词在短期内，亦有同样之书出版，便利学术，壇立基础，实为切要之务。”
赵师震与《赵氏英汉医学辞典》
战火纷飞的年代，英汉医学词典的编纂工作几无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国立编译馆拟定的各类术语草案。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汇集了草案中的医学名词，与《英中医学辞汇》(原名《高氏医学辞汇》)相合并，并从 《赵氏英汉医学辞典》(Dr、Chao’s New MedicaI LeXicon)中选补若干重要名词，借以充实内容，扩大篇幅，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
《高氏医学辞汇》在英汉医学辞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赵氏英汉医学辞典》的历史地位也很突出。编者赵师震是著名医药学专家与医学辞书编辑家，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归国后在南京、哈尔滨、南通、青岛、西安、上海等地的医院工作，治病救人与教学研究的同时，他还担任了上海中华书局特约编审、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审。195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 《赵氏英汉医学辞典》，脱离了早期医学词典的词汇对照表形式。
与《高氏医学辞汇》以及其他同类辞书相比，《赵氏英汉医学辞典》 的优越性在于:(1)所收名词两倍于“高氏本”，普通医学书中的专门名词，不怕找不到译名;(2)新收名词之中的一大部分，以往还没有人译过，编者费时费力地替它们定出适当的译名;(3)普通辞书只有译名，“赵氏本”对于各种名词，尽量注明它们的字源，少数地方又附以必要的说明文字，使读者明了各种译名的所由来;(4)“赵氏本”成于一人之手，所以没有前后译名不符的弊病，这在普通辞典中，是不容易办到的;(5) 纠正了旧时译名中1000个左右的错误与不完备之处;(6) 在普通的译名之外，编者另创适当的新译名，以资区别，而免混误。
在《赵氏英汉医学辞典》第一版的序言中，赵师震谈到了编纂辞典的不易:“一整天足不出户，埋身于旧书堆中，日夜搜寻材料，一天的工作时间有时近乎二十小时。最初一年中因为草创伊始，工作尤其艰苦。在编写过程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辍笔不写，半途而废;曾经不止一次地责怪自己如此愚笨，去担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
任务……”但是靠着热情和勇气、靠着同道知己的督促和鼓励，以及家人的照顾，“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前进，终于完成了二十几年来的心愿，编成这本憧憬已久的辞书———虽然是缺点很多的未成熟制品。”
“文革”前，人民卫生出版社曾约请全国医药卫生战线数十个医疗、教学、科研单位及有关部门，集体编纂一本大型辞书，后因“文革”而陷入停顿。1978年，命运多舛的《英汉医学词汇》(试用本)在“科学的春天”里问世，次年又推出了正式本。由于成书较早，这本词汇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选词不当，音标不全以及简化字没有来得及全部采用。
新中国诞生后，医学译名的规范化同样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1950年，国家药典委员会成立，下设药品名称专业委员会，负责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的西药和中药的标准名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下设医学名词审查分委会，代表国家对医学术语的名称进行审定、发布和管理。1989—2015年，出版了10册由官方公布的与医学相关的各科名词。
医学译名标准化任重道远，前赴后继。先有高似兰，后有赵师震，已故的上医教授陈维益作为同行者，用了半辈子来延续历史的使命。在《英汉医学辞典》(第3版)的序言中，陈维益这样写道:“我们作为医学辞典的编写者应当积极推进医药译名的规范化……我们的修订原则是审定本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指令性，应当最大限度地执行，但是我们也会重新甄别与校正一些译名。”
1997年，国家药典委员会公布了 《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了保证药品中文译名的规范和统一，2000年，陈维益率队开始打造一本 《英汉医学大词典》，2010年，当进入“P”词条的编纂时，老人倒了下来，未竟的事业由学生李定钧继续完成。2015年，《英汉医学大词典》出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曲卫国的评语是:“医学名词术语是确保医学研究及相关学术理论建设精密性与准确性的重要基础…… 《英汉医学大词典》 是我国辞书学家陈维益教授带领的编撰团队15年来在医学词典学、语言学及符号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成果展现。通过研究性的甄别与查证工作，保证译名精准、扼要、规范;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撰写得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李定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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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5 22:3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