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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 戴问天
外国人的姓名翻译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人们翻译英语姓名的主要工具书,大概是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它比较简单,除汉译外再无别的内容,确如书名所示,只是一本“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内容就丰富多了,首先是注了音,英语姓名常有不符合一般读音规则的,所以注音很重要。其次解释了词义,姓名虽然只是区别符号,但常常会有一定的含义;就像我们的“国栋”、“若愚”、“从周”无不表达一定意思一样,英语“Charles”、“John”、“Peter”也都各有寓意。第三,说明了语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民族的形成历史,也反映了与之相联系的许多宗教、文化问题。第四,列出了同一词的异体和昵称,而且往往不止一个。这也很有用,例如据此读者可以知道,人们常常提到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名字“比尔”(Bill),其实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最后,编著者还写了“英语姓名的历史演变”和“英语姓氏的类型”两篇短文,对读者也有帮助。
但是,这本词典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本帖隐藏的内容 首先,作为一本“姓名词典”,它收录的“名”(按词典的英文书名,Christian names)比较完全,但“姓”(surnames)就远不齐全;然而对于中国读者,相比之下更需要的恰好是“姓”。一般说来,我们要查“名”并不困难,因为许多英语词典都附有或详或略的人名表,有的且对其来源、变体、昵称等有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名表不管叫“list of common forenames”(例如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还是叫“personal names”(例如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都只列有“forenames”(名)而没有列“surnames”(姓)。这样,在这些词典上我们能查到“Winston”(温斯顿)这个名,却查不到“Churchill”(丘吉尔)那个姓;而一般中国读者需要查的,恐怕正是那位英国著名首相的姓。这种只列名而不列姓的人名表,也许对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有用,但对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读者,恐怕就不大适用了。
从古到今,欧洲人对国王或者皇帝一般是称名而不道姓的,理由很简单,同一个王朝的国王,“姓”都相同,例如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年)的国王都姓“Tudor”,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年)的国王都姓“Stuart”,只有称名才能相互区别。对于普通人,情况就不同了。除在家人及亲密朋友之间直呼其名以外,在其他场合通常都是称姓而不道名的,只有在需要区分“姓”相同的人的时候,才用其名。例如英国历史上有过两个著名的克伦威尔,一个是亨利八世的宠臣、对于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起了重要作用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1485~1540),另一个是比他晚一百多年的军事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如果不指明是“Thomas”还是“Oliver”,就不好区别他们。人们熟悉的拿破仑,全名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一生就经历了一个由道姓到称名的过程。他原来是叫做波拿巴先生的,即使在当上将军以后,也还只叫他波拿巴将军;只有在他当上皇帝以后,才称拿破仑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破了“例”的,似乎只有意大利人,他们对自己四位最杰出的文化名人,是只称名而不道姓的。这四个人是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伟大画家,列奥纳多(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otti,1475~1564)和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或Santi,1483~1530,英语通常译为Raphael)。值得注意的是,除列奥纳多中国人改称其姓(达.芬奇)以外,其余三位我们都尊重了意大利人自己的习惯。意大利人姓名中常有“di”或“da”字样,大体上类似法语的“de”或者德语的“von”,意思约相当于英语“of”或者“from”,表示所属、或者所来自的地方。实际上,“Vinci”是这位大画家出生城镇的名字,“Leonardoda Vinci”,就是“来自芬奇的列奥纳多”或者“芬奇的列奥纳多”的意思;单说“da Vinci”,大致有“芬奇人”(类似我们“周庄人”、“南浔人”)的意思。
综上所述,编写中国人用的英语人名词典,显然应该姓名并重,而更侧重于“姓”。但是,难点也正在于此。我手边凑巧有一本教材性质的书Understanding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作者是任教于罗得岛大学等几所美国高校的William A.Turnbaugh、Harry Nelson、Robert Jurmain和Lynn Kilgore四位学者。有趣的是,这四位作者的名字(forename)在外研社这本《英语姓名词典》上都能查到,但他们的姓,能查到的就只有“Nelson”一个。其他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著名人物的姓,在这本词典上也是查不到的,这里面就有中国人大多并不陌生的几位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例如基辛格、舒尔茨、温伯格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美国指挥官施瓦茨科夫将军。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姓自然也只能看作是英语姓;但这几个姓并非英语原来就有,而是随着德国移民的到来才带进美国的德语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知道,这几位美国高官都属于“德裔美国人”。
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美国人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出生在纽约市,他的名字“Hermann”还保留了德语辅音字母双写(表明前面的元音短读)的做法,但姓(Muller)已经“英语化”了,以“u”代替了德语变元音“u”,然而这个姓在这本《英语姓名词典》也查不到。同样查不到的还有美国著名地球化学家罗德(Edwin Roedder)的姓,而他告诉我他是德国移民的后代,好几代了,已经一句德语也不会说,自认为是个纯粹的美国人。类似的问题,在法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后代,以及数量很大的西班牙语移民后代身上,也同样存在。美国是一个至今没有规定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但是通用英语的国家;虽然通用英语,却又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大量非英语移民进入。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到美国以后会取一个英语名字,但是保留原来非英语的姓(例如,原来的中国影星陈冲,现在便是“Joan Chen”)。这些姓通常也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原来文字中英文没有的符号,例如德语的变元音,法语、西班牙语的开音符、闭音符,起初也许会保留,但时间长了往往就失去。它们的发音有的基本保持原状,更多的则经过一段时间也“英语化”了。汉语音译为“温伯格”的“Weinberg”就是一个例子,它里面的“ei”已经不按德语读作〔ai〕,而按英语读作〔ei〕。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的姓十分多样,十分复杂;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英语姓。——尤其是那些拼写、读音已经“英语化”了的。
第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现在国际上用得最普遍的语言是英语,所以不管那“老外”原来是什么国籍,姓名是用什么语言取的,我们接触他们的姓名,常常都是通过英语书籍、报刊、广播和电视。这样,作为一本英语姓名词典(而不是英国人姓名词典),就不能不包括这些已经翻译成英语的非英语姓名,例如哥伦布、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和施特劳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姓在这本《英语姓名词典》里也都没有。编著者在“前言”里倒是说明了“鉴于篇幅所限,本书以不列颠群岛各民族姓氏和常用教名为主。”但这样一来,词典的使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至少是“对折”,也许更多。篇幅比这词典小很多的新华社那本“手册”,在这一点上倒比它还实用,因为哥伦布、基辛格、恩格斯、爱因斯坦、舒尔茨等等都能查到。不过,戴高乐、蓬皮杜等当代法
国著名人物,毕加索、达利等著名西班牙画家,还有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在这本手册上仍付阙如。由于也使用拉丁字母,也许可以说在英语文献中见到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人名是夹杂的“原文”,并非英语译文(许多情况确实如此,有的且保留了英文所没有的语音区别符号,或者用了不同的字体),但俄罗斯人的姓名,已经不再用西里尔字母(斯拉夫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只能看作是英语译文了。
第三,在英语姓名的汉译上,有少数注意不周的地方。例如使用频繁的“Charles”这个名字,就只注了“查尔斯”一种汉译。其实这个名字汉语最初多半是译作“查理”的,早期取了洋名字的买办,便有不少张查理、陈查理、宋查理。后来虽然通行“查尔斯”,但作为国王的名字,仍然译作“查理”。这本词典前面“英语姓名的历史演变”一文,便有“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以后”等语,但正文里却查不到这个“查理”。时至今日,可以说“查理”与“查尔斯”都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作为国王的名字一般译作“查理”,用作其他人的名字则多译为“查尔斯”。成问题的是,目前的英国王储也叫“Charles”,我们译为“查尔斯王子”;但他日后继位为王,排下来正好在那复辟的“Charles Ⅱ”之后,应该是“CharlesⅢ”。届时我们是译成“查理三世”呢?还是译为“查尔斯三世”?
有趣的是,戴高乐的名字也是“Charles”,所以他的全名是“Charles de Gaulle”。虽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只称他“戴高乐”,但少数情况需要说完全就得说“夏尔.戴高乐”。原来,欧洲语言里很有一些人名具有共同的来源,“Charles”便来自条顿语(Teutonic,即日耳曼语),意思是“大丈夫”。西班牙语作“Carlos” 卡洛斯 ,德语作“Karl” 卡尔 ,法语虽然拼写与英语一样也作“Charles”,读音却不相同。法语字母组合“ch”的读音类似英语“sh”,词尾的“s”则不发音,这样法语“Charles”既不能译为“查理”也不能译为“查尔斯”,应该译为“夏尔”。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我们按德语译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同理,许多
人按英语翻译的西班牙“查理五世”,就应该译为“卡洛斯五世”。——他也可以叫“Karl V”(卡尔五世),因为他除了是西班牙国王以外,还被德意志第一帝国的“选帝侯”们选为皇帝,因而以德语名字相称也是合理的。
与“Charles”类似,有着共同来源、但在欧洲不同语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还很多,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语译出。下面不妨再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
John:来自希伯来语,原意大概是“Yag us gracuiys”。在欧洲其他语言里,与英语形式最接近的是德语,作“Johann”或“Johannes”;汉语“约翰”这个译名,其读音正与德语相近,而与英语相去甚远。它还经常以昵称“Hans”(汉斯)形式出现,而且这个昵称也经常被用作正式教名。法语作“Jean”(让),西班牙语“Juan”(胡安),意大利语“Giovanni”(乔瓦尼),荷兰语“Jan”(杨),俄语“Ivan”(伊万或伊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荷兰、比利时的“Janssen” 杨森 、俄罗斯的“Ivanov” 伊万诺夫或伊凡诺夫 ,其实就相当英语“约翰逊”(Johnson)。
Henry:来自日耳曼语,原意“house ruler”。现在德语作“Heinrich”(海因里希),并有“Heiz”、“Hinz”等昵称形式。法语作“Henri”,法语字母“h”是不发音的,“en”则发一个与汉语“昂”类似的音,所以我们现在把法国足球队那位著名前锋的名字译为“亨利”,其实并不符合法语读音。意大利语作“Enrico”(恩里科),西班牙语作“Enrique”(恩里克)荷兰语作“Hendrik”(亨德里克),与“亨利”相去就更远了。
Peter:来自希腊语,原意“rock”。德语、俄语和英语一样都作“Peter”(彼得),法语作“Pierre”(皮埃尔),西班牙语作“Pedro”(佩德罗),意大利语作“Pietro”(皮特罗),挪威语作“Peer”(皮尔)。俄语“Peterov”(彼得洛夫)意思正相当于英语“Peterson”(彼得森)。
James: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follower supplanter,or deceiver”。德语“Jakob”(雅各布),法语“Jacques”(雅克,法国现总统希拉克就是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把他叫做“詹姆斯.希拉克”),意大利语“Jacopo”(雅科伯)、“Giacomo”(乔科莫)或“Iachimo”(亚西莫),西班牙语“Jacobo”(雅科伯)或者“Diego”(迪戈)。
Lewis:来自日耳曼语,“famous warrior”。德语“Ludwig”(路德维希),法语“Louis”(路易,法国历史上有过多位取这个名字的国王),意大利语“Luigi”(路易吉),西班牙语“Luis”(路易斯)。像法语“Louis”这样词尾辅音不发音的常用名还有“Philip”,英语这个名字(及其多种异体)译作“菲利普”,法语则应译作“腓力”;从1052年起,在将近三百年时间里,法国曾经有过六位叫这个名字的国王(腓力一世到六世)。
外国人姓名的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混乱,客观地说,也很自然;但长期如此,就不能再看作是自然的事了。姓名是最重要的区别符号,译名混乱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谢天振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2002.9.27)上发表《人名翻译要谨慎》,对一本评述伽达默尔哲学的书,在人名翻译问题上提出了批评。其实这早已不是新问题,类似意见已经有很多人多次提出过,奇怪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作者、译者“随心所欲”,编辑不把关,政府有关部门听之任之,“不作为”,再不该奇怪的事,也会变得非常奇怪。
外国人名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1)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偏要另译新名。例如谢天振先生批评的,把英国著名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译为“坡”,这就与通常译为“坡”的“Poe”、例如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相混。《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18期《希特勒的遗嘱》一文,把纳粹德国著名人物戈林(Hermann Goring)译为“格宾”,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译为“格贝尔斯”,里宾特洛甫(Gertrud von Ribbentrop)译为“里本特罗普”。这样标新立异,不知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常识,还是要有意造成混乱。我认为,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必更改,例如英语“John”译“
约翰”,“Johnson”译“约翰逊”。
2)把职业或头衔误当作名字,例如董鼎山先生曾经指出,我国一位常驻伦敦记者,把戴安娜的哥哥斯宾塞伯爵称为“厄尔.斯宾塞”,显然是把伯爵头衔“Earl”当作名字了(见《文汇读书周报》1997 年11月8日)。上面提到的《中外期刊文萃》那篇文章,又把那位大独裁者的秘书容格夫人的称呼“夫人”(德语Frau)误当作她的名字,音译为“弗劳”。《南方周末》1997年11月14日《千年纪》一文,把1445年在欧洲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的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误译为“哥德史密斯.古腾堡”,其实原文中的“goldsmith”即德语“Goldschmied”,意思是“金匠,首饰匠”,译者显然是把他的职业误当作他的名字了。今年还有一家大报,在一篇有关二战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文章中,把他的元帅军衔(Field Marshal)误当作名字,音译为“菲尔德.马歇尔”。此外,将贵族称呼“Lord”当成名字译为“罗德”,更是经常见到。
3)把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及其他欧洲语言的名字,按英语读音来翻译。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报道外国运动员名字,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把法国足球运动员“Petit”(原意是“小”,类似于英语“Small”,德语“Klein”)译为“佩蒂特”,其实法语词尾辅音字母“t”不发音,何“特”之有?
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1)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汉语规范化之外,也应该承担起翻译规范化方面的任务,而这首先就是外国人姓名汉译的规范化。与之相关的还有地名的汉译。一方面,许多地名来自人名,例如拉丁美洲就有许多以哥伦布命名的地名;另一方面,不少人名,尤其是姓,又来自地名。
2)译名应尽可能从姓名使用者的母语译出,遵从“名从主籍”的原则。例如本文上面举到的“Charles”、“Heinrich”、“John”等例子。对于已经“英语化”了的姓名,如果英语读音与原来语言的读音有较大差别,应该分别列出两种语言的译名来。例如一个姓“Weiss”的人,如果是德国人应该译作“怀斯”,如果是美国人则应译为“韦斯”。西班牙人是把现在的英国王储称为“Carlos”(卡洛斯)的,但我们显然应该按英语译为“查尔斯王子”;反过来,英国人把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叫“John Charles”,我们则应按西班牙语(Juan Carlos)译成“胡安.卡洛斯”。
3)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要更改。例如,作为乳业商标不妨把“Johnson”译为“强生(奶粉)”,但作为姓名,还是译成大家都习惯的“约翰逊”为好。
4)注意别把一些人的职业、头衔、称呼等当成名字,混到译名当中。这一点看似简单,不留心也容易出错,因为确实有一些姓名,尤其是姓,是从职业、头衔、称呼得来的。例如英语“mason”(梅森)是石匠、泥瓦匠,“smith”(史密斯)是铁匠;德语“Schuhmacher”(舒马赫)是鞋匠,“Graf”(格拉夫)是伯爵,“Faβbinder”(法斯宾德)是箍桶匠,德国一些盛酒的大桶是用木头箍成的,所以德国不但有一位姓“Faβbinder”的著名电影导演,而且还有以“Faβbinder”为职业的人。
5)汉语译名之后,最好附注原文以备查,还可以再加注生卒年份。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名从主籍”的原则有时不那么好遵从,有时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译法。例如,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出生在一个西班牙移民后裔热那亚犹太人家庭,按意大利语他的姓应该是“Cristoforo Colombo”。他曾经为葡萄牙“打工”,由于他提出的向西横渡大西洋、前往亚洲的计划没能得到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不得不转而向那时还没有统一起来的西班牙求助,终于在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1451~1504)赞助下成行并“发现”新大陆。但他也没有用西班牙语“Cristobal Colomo”,而是选择了古典语形式的姓“Columbus”,并以“Colon”作为其西班牙语形式(所以他儿子全名Diego Colon)。拉丁美洲有许多叫“Colon”的地名,显然都是纪念他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厄瓜多尔的哥伦布群岛,便是这样。“名从主籍”,应该从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如果从西班牙语,是“Colomo”还是“Colon”?看来,从英语译出的约定俗成的“哥伦布”,是最佳选择,但这样一来,拉丁美洲那许多带“Colon”字样的地名,便不该译为“科隆……”,而应改成“哥伦布……”了。
总之,在姓名翻译上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第一,“名从主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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