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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inn 于 2023-2-5 20:17 编辑
《COD百年记》
作者：伊丽莎白•诺尔斯
1906年10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监督委员会主席助理汉弗莱•米尔福德致信一位作者，这位作者当时居住在英吉利海峡中的根西岛上。亨利•沃森•福勒和他弟弟弗兰克有兴趣为出版社编写两部小词典吗？米尔福德将编写工作说成“一件每天工作3小时左右的美差”。
1906年，伟大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已经进入M 字母，《牛津英语大词典》的渊源还要从将近50年前说起。1857年，语文学会会员们呼吁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的英语再进行一次彻底的研究。当时收集了数千条引语来为词语的用法提供书证，但直到22年后首任主编詹姆斯•默里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开始编写工作，时称《新英语词典》。根据最初的估算，该项目历时10年，词典杀青后分为4卷，约6,500页。最终，默里为处理从志愿读者们那里收集来的书证原材料而费尽心思，英语却依然固我地持续演化着”。不久最初的估算便显得过于乐观、不现实了。
依照常规，大型词典会分成多个部分或分卷独立推出。现在所谓的分卷一（A-ANT)于1884年出版，此后《牛津英语大词典》继续缓慢地推出了一些好听的分卷，如 Distrustfully-Doom(1897)，Input-Invalid(1900)，一直到 M字母的分卷，M-Mandragora于1904年问世。1888年，詹姆斯•默里有了帮手，亨利•布拉德利出任第二主编，二人齐头并进，各自带领一支编写队伍；威廉•克雷吉于1901年成为第三主编。这一举措收效明显，1906年又有两卷问世。然而，牛津大学出版社开支巨大，竣工之日仍遥遥无期（米尔福德谈到完工前景时表示“仍在地平线上模糊不清”）。出版社早就计划利用“大词典”的丰富内容开发规模小些的单卷本词典，让最新的语言分析成果惠及普通读者，1906 年米尔福德明确感到他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来做这项工作。
亨利•沃森•福勒时年48岁，体格精壮，意志坚定，爱好晨跑和冷水浴，早年做过约克郡赛德伯中学的教师。然而，他不信教，这意味着他无法为男生们主持英格兰圣公会坚信礼：这对于个人职业发展是个实实在在的障碍，因为他无望晋升至舍监，因而也就没有机会最终升任校长。于是他辞去了教职，开始以文字为生。1906年，他和弟弟弗兰克（弗朗西斯•乔治•福勒）在根西岛上邻舍而居。当时他们己经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了，他们经典的英语用法指南《标准英语》于同年早些时候付梓。因此，出版社有意将出版小型词典的夙愿付诸实施之时，便自然想到了他们兄弟。小型词典以《牛津英语大词典》这部巨制为基础，定价一两先令。
米尔福德慎重地开始了谈判。“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让你厌恶透顶。”他在信中写道，并补充说获悉福勒兄弟是否“可能考虑该项目”后才会商谈细节。亨利和弗兰克表示很有兴趣，米尔福德获悉后肯定很高兴，于是便挑明了前面所说的“细节”。词典将以《牛津英语大词典》为蓝本；他们编写至《牛津英语大词典》尚未编写的字母时，可以使用《牛津英语大词典》文件中的书证。项目旨在推出一部当代英语词典：这意味着要剔除已废弃的词语，但《圣经》中的除外（1906年时，1611年钦定本《圣经》的经文已为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人群广为所知、耳懦目染）。该词典将提供完整的词源信息，拼写遵循《牛津英语大词典》所规定的首选词形。
合同条款列明：这是一份酬金协议，而非版税协议，一次性酬金，分期支付。如果要求做的工作量被低估的话，这个条款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有风险的。“每天3小时”是不可能够的，同亨利做这项工作的方式迥然不同。然而，亨利是一个简朴的人，今天没有证据表明他什么时候曾对酬金产生过异议，或者要求增加酬金。1931年3月，亨利即将走向人生终点之时，他签订了一份新的酬金协议，“好吧，如果你执意要把我弄成百万富翁,那就由你去吧。”
作为初始工作的基础，资料被送至根西岛。其他出版社的小词典（如安南达尔的《简明英语词典》，Blackie出版社1900年出版）提供了规模上的参考。同时还有手稿资料：手写的（和印刷的）试编条目，亨利•布拉德利和他的团队成员对这些条目进行了评论。亨利和弗兰克开始了工作，依据两个字母片段进行编写 M 至 macroscopic, mandragora 至 manna-croup。 1906年11月4日亨利有一封来信，洋溢着他惯有的热情。这封信会引起许多词典编纂者的共鸣：亨利认识到，他们处于纯粹娱乐的阶段，此时各种可能尚在探索之中，工作新鲜刺激，难啃的硬骨头还没有开始呢：
“词典编纂是份很容易引起争执的差事；我们每天为许多琐事争得死去活来。这种情形持续一日，我们就进展缓慢，并从中得到很多乐趣；我们达成全部妥协和乏味的一致之后，我不知道我们除了期待进展得快一点，是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
最初，福勒兄弟接到亨利•布拉德利对他们工作的评论后，这份“容易引起争执的差事”立即引发了一些激烈的观点交锋。虽然布拉德利总体上给予了肯定，但他还是有许多具体的批评（有些批评在福勒兄弟看来，批评对象是他们所引资料的原文，而不是他们可能做的任何更改）。他们在词源长度和外来词的收录上也有分歧，如bonnes fortunes释为“女士的最爱，炫耀或令人引以为豪之物”，这个条目《牛津英语大词典》未予收录。（福勒兄弟在这一点上占了上风。）如何表示发音中的重音符号（一个凸起的点），其决定甚至引发了技术变革：据称福勒兄弟改装了一部打字机，以便在自己的词典中实现这一效果。不过一旦在样条上达成了一致，亨利和弗兰克便迅速展开了工作。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以下简称COD)第1版于1911年出版，距最初该项目被透露给其主编只有5年时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亨利甚至还在1908年抽出时间，与比自己年轻不少的护士杰茜•威尔斯成婚，这是一桩特别幸福而长久的婚姻。
当年有一则宣传广告将COD称为“《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头胎”。 COD共计1,064页，定价低廉，只有3先令6便士，其优点有“常用词所占版面大”、“例证丰富”。“非常用词”和“适合百科全书、不适合本词典的”词“被尽可能地精简”，由此为常用词和例证创造了足够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正如最初规划的那样，这是一部当代英语词典，满足20 世纪20年代人们写作说话的应急之需。
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主编本人认为特别重要的几个要点。科技词汇有“成千上万”的新旧条目，所以这一试验在于测试此类“意外被纳入英语主流”的词语，其意义“对于所有普通有见识的现代阅报公众而言，是昙花一现还是世代流传，是含糊不清还是明确无疑”。
在另一领城，他们对“习用性测试”的处理与大多数同等规模的词典都不相同。词语被划分成“口语、滑稽、俚语和粗俗”几类，只要有证据表明其用法，便会毫无顾忌地收录，但会添加警示性标签。十分重要的是，主编解释说如果有“众所周知的用法”未被收录，“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够体面，不值得词典编纂者来记录”，这仅仅表明它被遗漏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在线搜索词语，故而有必要提醒大家，20 世纪初的词典编纂者所仰仗的证据，在于某个人发现并记录了某个用法。如果某个词或短语未能进入类似的词典，或者未被负责收集实际用法证据的读者发现,便很容易被遗漏。
并非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连字符的用法成了特别难以达成妥协的问题。“初始阶段，我们竭力想要达成个原则，以此来判断何时分写，何时使用连字符，何时将复合词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后来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这一设想,在一片混沌中摸爬滚打。”据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显示，数十年后，连字符的用法依旧是个难题。1944年（此时其他问题肯定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战部的一位官员致信福勒兄弟的继任者求教。“我们遇到了点难题，”信的开头哀诉道，“这个难题就是COD中提到的复合词是否使用连字符的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作战部遇到的这个难题并未反映1911年版序言中所提及的确立原则的努力。他们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中间无间断的复合词（两个部分均以全形形式出现，如blacksmith, blackmail)同可以或不可以使用连字符的双词复合词，但为了节省空间，中心词black被缩略为b,如b.-beetle和b.book。致作战部的回信长两页，列明了这些细节，既有用也不失客气，只是在有一点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信中指出，主编们在序言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一问題，暗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会造成什么困难”。(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一步的书信往来，故而大概作战部可以顺顺当当地撰写报告了。）
整个项目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之一，毫无疑问是如何将《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相关部分提炼成适合COD的规模，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在亨利•福勒在1907年5月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总结：“夸脱壶同品脱壶永无休止的争斗，对我们的文风和头发的颜色产生了严重影响；但是我们勇往直前，争斗不息。”他们不仅对罕见条目做了简化处理，还实践了福勒兄弟在序言中所谓的“预计读者所能容忍的精简表达的极致近乎极度精练的电报体(telegraphese)”。结果，极度的精简遗憾地造成telegraphese这个词未被收录，只好晚些时日再予增收。
COD 引发的反响清楚无疑地表明福勒兄弟获得了成功。当时有一篇书评称其为“妙手著就的浓缩奇迹”。也有人断言它是“现今最好的小词典”，“称得上无与伦比”。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版仅仅是个开始。随着语言的演变，新词不断诞生，公众使用词典时会反馈说某些词漏收了。就当时的技术而言，向词典中插入新材料代价高昂。词典页面是用单个铅字排的版。呈现文本三维模型的印版拼好后，再利用印版印刷出页面。因此，插人新词或新义意味着必须完全重新拼排印版。新印次或新版本要收录的重要新材料往往以补编的形式排在正文之后，补编中新条目独立排序。1914年，第1版补编不仅收录了 Telegraphese,还收录了其他一些新条目，例如 borzoi, boycott, burble, flapper, gorgonzola 沐口 hangar。
第2版于1929年出版。（做这个版本时，重新拼了一套印版，新词得以按照字母顺序排入正文。当时的财务账目显示，老印版被熔化后得到了重新利用：它们被记入了贷方一栏，大概多少抵消了一点新版的成本。）此时COD所面临的世界，近乎面目全非。一战烽火燃而又息。福勒兄弟虽已年迈，仍入陆军服役。亨利终因伤残（黯然）退役，弗兰克则不够走运，未能等到退伍之日，于1918年死于结核。他们在根西岛上的家已经荒弃，亨利携夫人在多塞特郡安了家。因而，亨利独自为第2版撰写了序言，他在这篇短序中回顾了词典初创时的情景，读来十分有趣。
虽然编写第1版时《牛津英语大词典》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COD的编写相形之下似乎是（如亨利大度地表示）“小儿科或仰仗着《牛津英语大词典》”，但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和弟弟当时所要做的好比是“还没有人教自己游泳，使一头札进了词典编籑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他清楚地阐述了本词典的目的：“使这部小词典可能生动地呈现当时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图景。”然而，以下是他推出新版的理由：“一门活的语言……历经20年和一场大战没有保持一成不变。”他们所呈现的图案“需要好好润饰一下”，才能重新展示给公众。结果，新版无疑取得了成功，汉弗莱•米尔福德称其"好得异乎寻常！”新版中的新词既有严肃的，也有戏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它的印记：trench条此时包括trench foot (战壕足）和trench coat (战壕雨衣）。通俗文化的变化也得到了反映：movies首次出现在mover和mow之间，女性此时可以剪“波波头”（bob)了。
《牛津荚语大词典》于1928年杀青，而且其补编也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顺利编写之中。一部当代英语词典应当收录其中的重要增项，这显然是必要的。第3版COD因而提上了日程，其补编规模庞大。亨利•福勒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他夫人已于1930年去世，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日益堪忧。 1932年，亨利的医生对他的生活方式给出了医嘱，不仅禁止他每天晨跑和冷水浴，还告诫他不得“修剪草坪、从事举重或其他任何耗费体力的活动、食用任何比鸡肉肥腻的食品”。然而，这些措施终究都是徒劳，该来的还是来了：亨利•福勒于1933年节礼日在睡梦中溘然长逝。
亨利生前已将COD第3版的工作另托他人。赫伯特•乔治•勒梅热勒是陆军退役军官，曾在印度服役多年，此时定居在埃克斯茅斯。他是亨利的老友，二人多年来书信不断，他曾就COD的修订亊宜提出过建议。1933年2月，他接过了编纂新版的担子，不过福勒在人生的末年仍对词典难以割舍。
COD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极为成功的词典。诞生后的第一个月，销量便近万册，至1912年3月销量愈4万册。在亨利•福勒生前，COD便已广销海外，其中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销售格外红火。早期账目记录了为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公司印刷本词典订单和1935年为中国印刷内容简介和护封的成本，等等。
虽然COD对当代英语的覆盖面始终保持在高水准，但其编写工作有近60年实际上属于“家庭手工业”（想想福勒兄弟在根西岛上的家，名副其实）。他们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联系基本上依靠书信：亨利•福勒偶尔会造访伦敦，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到访过牛津，历任主编都没有得到团队支持，因而也就无法和团队成员探讨棘手的条目。虽然同其蓝本《牛津英语大词典》有海天之遥，他们还是按时完成了进度，在最后期限之前提交了规定额度的高质量文稿。福勒去世后，来自牛津的监督和同牛津的通信比先前更加密切，但是他们所取得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亨利•福勒在词典编纂史上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而勒梅热勒显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有丰富的技术词汇知识，同样出色的是，他意识到了广播这个新媒体的影响：“几年来，普通英国人新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这一习惯使其词汇大大增加了，”广播或“无线电”（勒梅热勒的叫法）使普通民众浸染在外交、政治、哲学、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语言之中。勒梅热勒作为半个美国人，热衷电影：眼见他认识到英国人通过电影邂逅美国英语词汇，这些词汇因而需要在他的词典中觅得一席之地，或许不足为奇。他早年在印度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另一现象保持警觉——报界对印度事务的报道日渐增多，“印度和印度式英语表达”越来越多地现身其中。
第3版含有61页新词、新增词补编：activate, brassiere, gamma ray, isotope, third degree,以及一些印度和印度英语词汇，如chupatty (现通常拼作 chapatti)和panchayat(村委会）。Piltdown skull (辟尔唐卢贞骨）也被收录其中，直到20年后这个骗局才被揭穿（当时的释义为“据认为属于一种史前人类”）。还有一些条目现在已经不常见了，如bingle (介于波波头和欣格头之间的发式)。
勒梅热勒主持了推出第3版的工作，并继续担任主编，直至1939年去世。幸运的是，他生前找到了一位合作者——退休教师欧内斯特•麦金托什。麦金托什家住埃克斯茅斯，已经做好了陪伴COD度过20世纪的准备。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便为COD带来了挑战。新的词汇不断涌现，需要记录：1944 年增容的补编收录了 anschluss，armoured column 和 gestapo，还有Belisha beacon, hoover等引人注目的非军事条目。纸张短缺是个难题：即便在战后的1948年，配给制仍在实行，牛津大学出版社不得不提出正式申请，请求增加纸张配额，以便能够执行COD的订单。
第4版于1951年出版，修订一新，重新进行了排版，被《约翰•奥伦教周刊》誉为“丰满而熟悉，众多热议问题的裁决者，力图破解更加高深的纵横字迷者的忠实朋友”。（这也许多少要归功于勒梅热勒，他曾被称为"纵横字迷圣手”。）按照惯例，新词得到了补充。1951年5月22日出版的《东安格利亚时报》指出，“spiv, televiewer及其他新词有了一席之地”，暗示它们的出现会令老前辈’不悦”（可能的确如此）。
麦金托什见证了第4版付梓，之后又主持了第5版的工作--第5版于 1964年出版。虽然身处“活跃的六十年代”（the Swinging Sixties)来临之际，但他的生活方式据我们所知要守旧得多。例如，1962年4月，他写信要求提高薪酬（和亨利•福勒如出一辙，他表示“我实不愿形诸书牍”）。他解释说，自己“十分合宜的寓所”的女房东说不动产税和各种费用不断增加，她只有提高房租，才养得起房子。他写道，此一动荡（以及无法找到“同样合宜的寓所”“将是我工作中的最大困扰”。
他还有一项提议，真切地提醒我们注意手稿只有一份所蕴含的风险。他寓所楼下有一个房间，里面存放着“装有大量手稿材料的大保险箱”。自然，这就使得这个房间不宜租给他人。幸而，回信有求必应，不过这些要求也揭开一个被遗忘的世界的帘幕——退休教师们从事学术和文学事业的时候自然也住在“房间”里。（1964年2月27日出版的《每日快报》有一个栏目，上面刊载了一篇对麦金托什的专访，从中我们可以窥得其真实工作环境的一瞥。当时,麦金托什在一个“充斥着烟草、烟斗、校样和只能看到一片女贞树篱”的房间里接待了专栏作者。）第5版（1964年）的宣传报道为这幅图景增添了新内容。那是“披头士狂”（Beatlemania)的年代，这个词和 fab, mod —样，都被主编坚决拒绝收录。记者们对麦金托什竟然没有电视机感到不可思议，但他自己显然跟得上现代文化。正如他对《每日邮报》所说，“我努力保持‘跟上潮流’（with it)。我觉得是这个词儿，但我没有收。”然而，他收录了 beatnik (令当时的报界兴奋不已）。这类通过奇装异服、离经叛道的举止习惯进行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埃克斯茅斯也有几个，所以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近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免觉得此举很好玩，但这番言论也凸显了一个要点：今昔资料来源之间的巨大差异，当年是一位主编在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知识，对词语习用情况进行约略估计，而今天的社内编辑则有海量的语言监测资源作支持。
麦金托什于1970年去世，COD迈人了一个新阶段。自此，新的版本开始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编写，R.W.伯奇菲尔德和《〈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的工作人员也在社内。这个最终成书4卷的第二次补编于1957年开工，当时已经迫近第1卷的出版日期（1972年）。新选一位主编对COD进行大幅修订，时机已经成熟。
新人选和他的各位前辈一样个性鲜明。1971年，约翰•布拉德伯里•赛克斯被任命为主编。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从牛津郡哈维尔的原子能研究所转投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时还是一位专家级的技术译员。（他熟悉15种语言，但他阅读日语和匈牙利语显然“相当吃力”。）和勒梅热勒一样，他精于破解纵横字谜，许多年间一直是“《泰晤士报》纵横字谜竞赛”最持久的赢家。时间渐渐表明，他还是一位专业的辞书编纂者，全神贯注于他所说的“科学方法的精确和演绎”。其成果见于1976年出版的第6版。
扉页传递了着重点的一个显著变化。先前的版本均称“H.W.福勒和 F.G.福勒主编”“改编自”或（稍晚）“蓝本为《牛津英语大词典》”，将负责修订工作的勒梅热勒或麦金托什作为次一级的责任者。第6版称其“以《牛津英语大词典》及其补编为蓝本”。扉页上虽然标注着本词典“初版由H.W.福勒和F.G.福勒主编”，但第一编纂责任者却标注为约翰•赛克斯。新版保留了本词典的基本特色，对正文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作了必要的重写。新版COD 利用《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不断扩充的词汇文件，对日益明显的世界英语现象予以承认，特别是改进了其科技词汇收录情况。对当代英语的收录更趋一致，一些过时的词语和表达不断消失，开本增大后更加便于使用。编写方法也预示了改变。按照早期的资料获取形式，第 5 版的全部正文都打印在 4x6英寸的纸条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也曾使用过这种纸条.这成为新版正文的基础，赛克斯一丝不苟地在上面书写，对条目进行更正和扩充。
1976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COD明确地迈入了现代世界，重塑自我而不失自身基本特征。1982年推出第7版，仍由赛克斯主编，他在前言中称编写本版时“变动幅度不如第6版时大，但是1976年以来引起我关注的数千语言点还是得到了认真考虑。”
第8版由罗伯特•艾伦主编，1990年出版，体现了巨大的技术进步。本版是实现文本完全计算机化的第一个版本。词典条目被键入数据库，分解成各个成分（词目词、发音、词类、学科领域、释义、例证、词源），每个成分均由起始、结束“标签”括起，以词目词 cat 为例，储存作<hw>cat</hw>。这些标签主要有两种用途。通过它们可以从计算机中调取特定的信息——比如说，有人对源于希腊语的英语词汇感兴趣的话，可以要求计算机调取词源标签中含有Gk的所有条目。它们还构成了词典设计的基础,可以要求排版人员，比方说，将词目词标签中的全部内容排成某个字号的黑体字输出。另一创新是又引入了众多学科标签，这样属于特定学科的条目便可以鉴别出来，打印后交由专业顾问审定。这些标签可以保留在数据库中，而不必在成书后的词典中显示出来。
词典的版式经过了重新设计，从而一目了然，查询快捷，此时条目以连续散文的形式书写，使得“电报体”的“极度精练”成为历史。词典可以利用《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第4卷亦即最后一卷补编于1986年推出）以及持续的新词新义搜集项目。199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记录》杂志（The Record)报道：“本年度艺术和工具书领域的重点出版物是COD第 8版，主编为罗伯特•艾伦。COD于7月份推出，宣传语是‘世界第八奇迹’，它很快便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一名声，既赢得了评论家的赞誉，也实现了无与伦比的销量……截至8月底，已经销售了 17万册。”
第9版由德拉•汤普森主编，1995年出版，这些变化得到了延续和扩展。在这个版本中，编者特别注重研究复合名词的连字符使用问题（比如现在用和keyring,而第8版用的则是sitting-room和key-ring),提供针对普遍误用或难用的词语的论述性用法说明。本版收录了 Internet, multimedia和 cyberspace之类的新技术词汇，这在COD历史上尚牌首次。
第10版于1999年出版，同样特色鲜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突飞猛进，这意味着数秒内便可以处理分析数百万字的真实文本。大型语言数据库的使用，对将词语置于语境中考察的重要性的新理解，造就了新的词典编纂法，从而要求全新地审视对英语的描述。1998年出版的开创性的《新牛津英语词典》（NODE)便是遵照这些原则编纂的，它现已成为COD 的主要蓝本。
《新牛津英语词典》是部单卷本词典，比COD要大，收录了近10万词目词条，由朱迪•皮尔索尔和帕特里克•汉克斯主编。朱迪于1989年入职牛津大学出版社，从事《牛津英语大词典》新条目的编写；帕特里克曾任《柯林斯英语词典》的主编，是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部主要依据语料库证据为母语人士编写的英语词典，这个语料库即容量过亿单词的英国国家语料库。今天，它（目前直接叫《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已成为牛津词典系列的基础，既有印刷版，也有网络版（牛津词典在线的一部分）。第10版COD即是取自本词典的精华，这标志着其极为彻底地拋开了福勒兄弟的版本。扉页直接将主编标注为朱迪•皮尔索尔，不再言及首任主编，这还是第一次。
第 11 版（2004)变更了书名，改称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简称COED)。它借用了《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中做出的变化，主编为凯瑟琳•索恩斯和安格斯•史蒂文森，这二位也参与过《新牛津英语词典》的工作。新词不断被创造出来，继而被牛津的词典编纂者搜集起来。新词涌现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第11版于2006年和2008年接连推出了两个修订本。
2011年，短信已取代电报体成为发送缩约信息的自然形式。第12版这个百年纪念版正文A-Z有1,682页，而1911年初版则只有1,064页。第 12 版的编纂和存储利用的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线访问的数据库，而不是在人工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它是社内外编辑团队协作的结晶，而不是根西岛上两位博学男士的成果。监测语言依据的是牛津英语语料库所提供的证据，而不是像扩充首版《牛津英语大词典》时靠编者剪报那样。当然，收录世界英语已是“既定事实”。然而，虽然历经万千变化，COED依然保留了其基本特征。它依然是方便易用的当代英语词典——亨利•福勒1911年的构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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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5 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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